1142年冬，临安风波亭寒雪之下，岳飞被以莫须有之罪处死。这一噩耗传开后，临安不见喧哗与辩论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寂与绝望。更多人哀叹忠良遭冤，却未能看清此事对南宋的深远伤害：真正丧失的，并非立刻的军力，而是支撑国家的军心与臣心。
岳飞一死，曾誓死北伐的文武群臣集体收缩。原本以收复中原为志的将领们，看到忠义换来的是猜忌与灭顶之祸，便纷纷选择保命避事。即便皇帝赵构事后低声求援，也再难寻到愿意为皇室赴死的将才。
在中兴名将中，韩世忠是少数敢当面为岳飞发声的人。他在岳入狱时怒斥当权者，质疑这种凭空加罪如何服众。但岳死之后，韩彻底认清朝廷对武将的冷酷与皇权对武人的猜忌，次年便主动交出兵权，隐退苏州，杜门不问兵事，拒绝昔日部下上门求见，把皇帝的赏赐分给仆从，以隐匿和离去表达对体制的抗议。
张俊则选择另一条生存路线：自污保全。他曾与岳飞并肩作战，屡立战功，但见忠良遭报，他明白功高反招祸害，于是以病辞军权，退隐兼并田产，大肆敛财，甘受“晚节不保”的指责，却借此消除了皇权的疑心，保住了家族性命与利益。
刘光世的反应则是军心放纵的极致。他本已治军不甚严厉，岳飞遇害后更放任军营日益荒废：饮酒赌博、废弛操练，使得原本具备的北伐锐气迅速消散，士气溃散，军队再难承担重任。
令人更为失望的是朝堂的文官集团。南宋崇文抑武、程朱理学盛行，很多文官藐视武事，把战争视为粗鄙之务。岳飞被诬陷时，掌权的文官没有一个挺身而出，人人避祸保身。风波亭事后，朝中虽然有恢复军备的口号，实际操作却常以“国库紧张”为由推诿，实情是人心已寒，没人愿意为这个对忠臣不公的体制卖命。
赵构为稳固偏安选择与金国和议，签订贡约、每年输送白银绢帛，从短期看换来和平，但代价是北伐的根基被斩断。和议后高阶军队被拆散，岳家军的精锐瓦解，不少驻军流向他处甚至投向敌军。君臣之间的相互信任随之崩毁：之后金军数次南下，沿江守军常以各种借口推诿，拒绝驰援，国防体系名存实亡。
1161年金海陵王南侵时，朝廷已难寻可用的中坚将领，只得召出年迈的刘锜抵御。一个年近七旬、体弱多病的老将，成为朝廷最后的弥补，此情此景正是多年寒尽忠良、人心尽失的讽刺写照。
凡朝代兴衰，外敌虽可能是导火索，但内在的人心崩塌才是根本。赵构为了巩固一时王位，效法“鸟尽弓藏”的策略，短视地铲除可能威胁皇权的武将，却亲手摧毁了国家赖以自保的长城。当忠诚成了祸端、功勋变为祸根，便没有人再愿意挺身而出。
从风波亭雪落之日算起，南宋的国运已被人心的溃散所标注。直到1279年崖山一战的覆灭，不过是长期人心涣散、体制自毁的最终结果——王朝灭亡，更多是因为再也没有人为这个政权拼尽一切。
